紀錄片導演 記錄高雄

　　影像、照片，記下一幕幕歷史的場景，在眾人的記憶中流轉。有一群手執攝影機的導演，用影片說著自己所看到的高雄故事。他們或許成長於斯，或從他方來這裡找尋真正的生活，又或許以外來者全新的角度，找尋出各自與高雄交織的故事。這群紀錄片導演，記錄著我們熟悉或陌生的高雄。

<定居者與城市的對話>

拍自己的生活 許慧如

　　以陪伴父親走完抗癌之旅的過程，拍攝成《黑晝記》一片，獲得2009年女性影展最佳影片獎的許慧如，從現在精神奕奕開懷大笑的臉上，很難想像三年前拍攝《黑晝記》的同時，她一邊拿著攝影機，一邊與父親、還有自己的癌症搏鬥著。

　　屬於紀錄片新生代導演的許慧如，是百分之百的高雄人，除了大學求學與短暫的實習工作外，她的生活幾乎全留給了高雄。在高雄成長的記憶深深影響了許慧如拍片的角度，就讀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第一次掌鏡拍片時，她即選擇了在新堀江商圈從事生意年輕人的人生問題，作為《奶油蒼蠅》影片的主題，接續的幾部影片，仍持續地呈現高雄的人、事、物。

　　走過了父親癌症過世、自己罹癌、抗癌，與相戀十多年的男友結婚成家，並生下健康寶寶的許慧如，談到每個人生階段的改變，影響到自己對生命的態度與拍片的想法。「當媽媽之後，開始會去想，我拍的片是要留給我的小孩看的，希望他能夠透過媽媽與爸爸一起拍的片，找到家的故事」。目前協助公共電視進行那瑪夏風災紀錄片拍片外，慧如也與先生共同規劃拍攝平埔族的故事，「我老公有著平埔族的血統，在小朋友出生後，我更能感受到生命傳承的意義，所以想要記錄屬於我們生活的一切」。

　　走出《黑晝記》中，陪伴父親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的女兒角色，許慧如以更加堅毅的母親角色，在父親留下的老公寓中，繼續為女兒、為老公，拍著屬於下一個人生階段的高雄故事。

用鏡頭陪伴高雄 蔡一峰

　　在高雄居住二十多年的蔡一峰導演，對他來說，這裡是走過人生重要歲月的第二個故鄉。「高雄與自己的個性相契合，讓我從台中到這裡後，就離不開了」。曾是記者的身分，讓蔡導演的紀錄片，多了一份社會議題探討的嚴肅與陪伴城市的關懷。

　　用鏡頭陪伴高雄，為城市的弱勢發聲，是蔡導演拍攝紀錄片最主要的想法，這個精神也確實貫徹到他的作品當中，如一系列探討高雄勞工狀態的影片：《有電危險》、《南台灣勞工列傳》等。看似嚴肅的蔡導演，在問到為何將工作室設在左營一條狹小巷弄內的老透天厝，才真正地了解到蔡導演內心細膩的情感，「這裡離藍約翰的爸媽家很近，我可以就近照顧他們」。藍約翰，是蔡導演2001年紀錄片《奇異果》的主角，一位類風濕關節炎與眼盲的多重殘障患者，但是他不向命運低頭，用不便的四肢打起爵士鼓，成立國內第一支以身心障礙者為主的樂團—高雄市奇異果樂團，而在藍約翰去世後，蔡導演甚至將工作室移到離藍家最近的地方，陪伴著藍爸爸藍媽媽至今。

　　採訪當天，工作室內還在不停地剪接後製那瑪夏風災紀錄片，蔡導演一邊看著螢幕，一邊說著深入那瑪夏各村拍片的過程。「這部片原本預計是拍三年，現在重建工作要延長到2014年，我們會一起陪著這些居民，一直到政府的重建工作完成。這部片不是要呈現多少的重建成果，我只是想要讓所有人知道在這段日子中，山裡的人怎麼走過來，也讓他們知道，有我們一直陪著他們」。

<不同的角度 看到新的高雄>

為這裡留下些什麼：莊益增、顏蘭權

　　「想要為台灣留下些甚麼」這是導演莊益增、顏蘭權兩人拍片的共同理念。以《無米樂》一片，讓更多人了解台灣農民處境的這對紀錄片導演夫妻檔，結束橫跨60年台灣史詩紀錄大片《牽阮的手》長達4年的拍片與製作工作後，去(2010)年9月從台北移居高雄。

　　問到遷居到高雄的理由，莊導演開玩笑的說著：「我們是來高雄賺錢的，因為拍《牽阮的手》把錢都花光了，要賺電影上映的費用跟生活費。」本身是高雄人的顏導演目前在高雄的學校教課，帶領年輕的學生拍片，一方面傳承自身的經驗，另一方面，希望讓台灣的影像教育持續在高雄扎根，讓高雄擁有影視大城的環境之外，再增加人才培訓的內涵。

　　在高雄居住近一年的時間，兩位導演目前還忙於《牽阮的手》今年11月全台上映的細節，而常常北高兩地往返奔波。這樣忙碌的生活當中，他們也嘗試著從高雄的生活中找到日後拍攝的新題材。長期居住在台北，這段時間在高雄生活，高雄人的直率親切，再度喚回同為南部人的兩位導演深藏在回憶中的溫暖印象。莊導演很開心的形容著：「這裡的人都很粗魯，但不是讓人感覺不好的粗魯，是一種真正感情與沒有過度矯飾的人情味交流。」

　　高雄的好天氣與好環境，不時地觸動兩位導演的靈感，問及是否有拍下一部片的計畫時，莊導演認為高雄特有的勞工議題、工地工人等相當吸引他的注意，兩位導演將繼續從高雄的生活與城市故事中，找尋著下部撼動紀錄片界的新作題材。

 在拍片中 找一種改變的可能：馬躍‧比吼

　　提到馬躍‧比吼(Mayaw‧Biho)導演，第一浮起的印象，是招牌的捲髮加上圓圓總是帶著真誠笑容的臉龐，但是一提到原民議題與拍片，幽默風趣中帶有深刻批判的言談，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長期關照著原民文化的馬躍導演，讓自己的影片，成為直接呈現原民在名字、語言、部落文化、傳統習俗中，不斷與社會拼鬥爭取空間的對話舞台，「對的事情一定要去做，才有改變不對現況的力量」。

　　今年7月完成的新片《山裡的微光》，用近兩年的時間，貼身拍攝一位重返高雄那瑪夏區，用盡心力陪伴族人，重建自身部落文化的女人-達卡努瓦工作站站<山裡的微光>片段。(圖/馬躍‧比吼提供)長：阿布(女吾)。全世界僅存400人的卡那卡那富族(Kanakanavu)，是一個少為人知的部落，長期以來被歸為鄒族，而阿布(女吾)的小小希望，就是讓所有人知道Kanakanavu就是Kanakanavu族，不是布農族，也不是鄒族。這樣的文化重建工作，在莫拉克風災過後更顯艱困，馬躍隨著阿布(女吾)的腳步，走過返家必經的破碎山路，與河爭道的河床便道。路程中的驚險，讓以為早已習於崎嶇山路的馬躍，再次感受到部落居民對於重返家園需求的急迫與期望。

　　《山裡的微光》呈現出馬躍想要說的許多困境，在山上的人們不知道該怎麼說出口，在山下的我們無法了解的真實情況。因交通的不方便延遲就醫，讓阿布(女吾)一次次撥著最不想打的愛心棺木電話，一次次紅著眼眶送走比自己年輕的靈魂。馬躍默默地拍著這些心情，希望讓這份影片中的真實沉重，可以成為改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