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離家幾年，二十一世紀便過了幾年。某日想起高雄，驚覺那竟真是上個世紀的事了。回想起來，像是琥珀浸泡在一透明玻璃瓶裡，遙遠得幾乎是羊水。羊水裡隱約有個胎印。若在席間拿來談笑：「我記得……」；「我遺忘了。」便常要被人笑話：這究竟是什麼時候，或坐落在哪裡的高雄了。本來「高雄在哪裡」與「在哪裡的高雄」，合該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然而去日曠遠，混淆在同一個瓶子裡，遂分不清孰是孰非了。又或許它們始終是同樣的一件事。是我像鏡子一樣地安插在其中，將文法顛來倒去，意義悖反，而終使那危殆的主詞也變得可疑了起來。1999的時候「我」是誰？我記得上個世紀的中山路走到底（彼時尚沒有捷運那一窟又一窟的地洞），舊高雄車站的站體，帽簷一樣地蓋在筆直的盡頭。我也曾背起背袋，鑽進那帽子「高雄」兩字的底部，像被捕的麻雀。帽子裡有列火車從遠方開來，隆隆地把我載出了1999年。

　　站前橫向的其實是建國路。90年代，這裡是櫛比鱗次的升學補習班。放課後積累滿各色制服的高中學生，人人都帶著一日的淤積滯塞在巷弄大樓的電梯間。電梯向上。天花板的日光燈昏昧慘澹。數百人的階梯大講堂。彷彿公路電影那樣長而又長的試卷紙，沒把人帶向遠方，只是吐絲般地纏住了自己。那樣的年少時光是一隻繭。吐出絲息，住進繭裡。窩屈著身體在繭壁的內裡寫自己的名字。圍困自己的竟是自己的十七歲。而或許世上所有的十七歲都是一種作繭自縛。外層的表面光滑如蛋殼。輕輕搖晃，才發現內裡的果核框啷框啷作響，發出空罐子也似地聲響，那最重要的核早已乾枯死去，在內裡萎縮成一粒堅硬的酸梅。

　　金蟬脫殼也似的技藝。繭裡的動物後來去了哪裡？在即將搬遷的火車站前，黃昏的洶湧車潮將南方燠熱的陽光曬成扁平狀，一灘一灘地潑灑在冒煙的馬路上。煙裡隱約升起了海市蜃樓的幻象。據說光與熱帶來的折射能映照出地球彼端的某一座城市。於是這座熱帶的城，便理所當然地在光影上交疊著另一座城了。那遠方的城裡有另一個我。在陌生的街道巷衢走路，上學，睡覺與做夢。那座城會在什麼地方？長大以後我在山本文緒的《藍，或另一種藍》讀到，叫做蒼子的女子遇見了另一個也叫蒼子的女子，兩個蒼子長相、記憶與年齡皆一模一樣，便驚訝蒼子竟沒有殺死另一個蒼子，而是與她交換了人生。也許蒼子從不想成為自己。也許1999年，「我」不想成為的也是我自己。

　　回想起來，那是整個九０年代強弩彎曲至極的末尾；離邱妙津的死僅過了四年，離野百合崩潰將屆十年。放課後的補習班有人戴起來綠色的毛帽（彼時我亦不明白此城的氣溫需要戴毛帽嗎？）。搖晃小旗。坐你旁邊的某男校同學們正在討論遊行的路線，話語裡有柴薪鏗鏘燒斷的聲響。課室裡的空調轟隆轟隆好大聲。你坐在長桌最內裡的位子，低著頭沙沙沙搖著原子筆。窗外是南方長長的夏日。在這北迴歸線以南百來里之處，夏天過後竟還是夏天。1999過了以後，會不會永遠只是1999？如同那個弔詭的算式，n+1=n，究竟是什麼意思？

　　無解的數學習題，長大以後重新領略，竟都像是一則冷僻幽深的哲學命題。新世紀早於解答抵達之前來臨，一年一年地跨過了我的身體，將我的皮膚慢慢弄鬆，使我的腳趾漸漸離地。我想起離家外出唸大學初期，某個暑假回到老家，曾到那條路的某棟大樓短暫地打工。二十來歲重回這記憶中停滯在1999年的地方，這筆直懸吊的補習班大樓忽而就有了老舊枯敗的氣息。補習班的工作無聊而冗長，人與人的關係荒涼得像飲鴆止渴。沒有多久我就自動建立起眼翳屏障，進入螢幕保護程式。和我一起同時進到這幢大樓裡打工，有一個也非常安靜的外文系男孩。長得很高。常穿一深藍顏色的老式棉麻襯衫。我們幾乎從不交談。

　　只有一日，在樓梯間，他忽然停下腳步，用像是說給自己聽的音量，指著牆上的畫說：

　　「這是莫內的《睡蓮》。」

　　我不知道這充填滿升學喧囂聲響的補習班為何選擇在它的走廊掛一幅莫內的畫。也不知道這從未跟我親切談話的同事，為何要特地告訴我這是莫內的《睡蓮》呢？也許它從來沒有被選擇。也許這睡蓮僅是被當作蓮池潭一角風景的寫生。十七八歲的孩子日日從它金黃色的金屬畫框底下摩挲，從不知那虛擲的，究竟是時間還是別的什麼？沒有什麼人真正在意過它。那是一幅貨真價實的贗品，但卻是那個暑假裡對我來說，最真實的一件事。仔細想來，它就是那「在哪裡的高雄」。

　　再見。我的1999年。